华西医院举行“庆祝亲属活体供肾移植突破100例暨肾友大会”

只是这一选择存在两大不确定性： 其一，TPP的经济增长潜力及台湾的可获得份额与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强，还不清楚，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增长空间以及新规则的公平性与激励效果。

例如，罗豪才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认为，对于某些无效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有权抵制而不予执行。如果说行政行为的无效构成对公定力的限制并且构成相对人抵抗权的正当性依据的话，本文的讨论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系列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是什么？哪些主体有权确认行政行为的无效？如果因为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而发生争议，谁应当成为裁决者？国内外学者通常认为，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那些具有重大瑕疵或者依据理智判断绝对明显无效的行为。

针对导致无效理论尴尬处境的上述因素，笔者主张：基于无效理论延伸出来的相对人抵抗权，对防止行政权滥用，坚守行政行为实质正当性要求，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文章认为，无效行为理论虽然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以此为正当性基础的相对人抵抗权的实际行使需要通过行政法上制度化的努力方能得以落实。[8]我国目前最具影响的一些行政法学教科书都涉及到了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问题，并且基本上对抵抗权持肯定态度。摘要: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是行政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8]相对人请求法院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也必须在诉讼时效内向法院提出，这实际上是将无效行为与违法行为相混同。

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权主要是指人民反抗专制政府的权利。因此，相对人对自己认定的行政行为不予理睬或进行抵抗，也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11] Michael W.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0页。

关于选举的重要价值，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早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就有过明确的阐释，总的说来，政府与人民要有共同利益，这对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特别重要的是，人民的代表必须直接依赖人民，并对人民有亲密的同情，而经常的选举，无疑是有效获得这种依赖和同情的唯一方针[12]。可见，问责在其内部构成方面，涵盖了前期的调查与监督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开和解释说明的义务。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问责还必须包括对问责对象的制裁（包括救济），这构成有效问责的必要补充和重要保障。在我国，对中央和地方监察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和创新，首当其冲就是要落实如何对监督者进行有效监督以及如何实现公平、理性问责之目标，因为这是必须看得见的正义。

在这种模式中，与其说任何一机关都不是永远的监督者或者被监督者，还不如说取决于实践中是主张权利还是承担义务的基本现实，任何一机关在成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身份的机会上是完全平等的。[23]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220,221,222(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4] Barbara Romzek and Melvin Dubnick,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Vol.47,227,238(1987). [25]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14(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26]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 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 Carl E Van Horn, The State of the States175(CQ Press 1989). [28] Kevin P. Kearns,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An Analytical Framewor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4,185,187(1994). [29] Jonathan G S Koppell,World Rule:Accountability ,Legitimacy,and the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 3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30] Frederick C.Mosher,the Chang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Tact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40,544,546(1980). [31]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11(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2]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5(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33] Melvin J.Dubnick,Clarifying Accountability:An Ethical Theory Framework in Public Sectors 68(Australia Federation Press 1998). [34]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15(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35]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20(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36]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 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10(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8]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5(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 [39] Barbara Romzek and Melvin Dubnick,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Vol.47,227,238(1987). [40]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19(Palgrave Macmillan 2003). [41] Michael W.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28,2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作者简介：曹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

美国人民可以对联邦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实施问责，这在本质上构成美国人民所享有的问责权利的宣示，但并不意味着具体的问责过程正在实施。然而，面对问责在实践中在其内部构成以及运行边界方面诸多不确定的因素，美国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和路径展开了对问责概念化的努力。也有学者认为问责的内涵总是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27]。三、问责的概念之解析 基础概念的澄清构成学术研究的起点。

某些情况下，公众能够了解所谓政府机关及其行政官员的职责职权之内涵，并可以对其作出准备地界定，但是，太为经常的情况是，毕竟公众本身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政治术语，公众内部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必将使得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公民会因不同的事件或者行为问责于不同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员。但要注意的是，正如美国学者所揭示的，鉴于问责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情感上的价值，我们总是怀有一种善于将所有控权机制都等同为问责的本能冲动，而不管所涉控权机制本身是否切实涵盖了问责的核心意旨[40]，尽管问责在控权方面的重要价值不可忽略，但问责仅仅构成美国控权链条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可代替的环节而已，任何过分夸大问责在控权方面功效的举动显然都是与问责的理念和精神背道而驰的。2、数量间隙(scalar gaps),意即选民的个人需求可能经常会与立法者需要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异。实际上，在具体的问责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身份也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成为被问责的问责对象，否则就是主导问责过程的问责主体。

可见，实施中的问责，其控权属性乃是立足于对既定事件和行为的评判，在本质上更强调事实层面的可追溯性问题。由此，回应民众所需构成实践中问责标准的灵魂所在，同时也确保了问责标准所应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特性。

但绩效问责就重要到可以取代依靠法治尤其是程序之治的公法问责了吗？正如美国学者所阐释的，我们必须承认，问责两难将永远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竭尽全力地去创造一种公共管理的新路径，以确保绩效问责的实施不以牺牲民主问责所必需的公法问责特别是程序问责的某些要素为代价[20]。希望本文关于美国问责的介绍能够对我国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改革有些许启示。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美国问责机制的不断繁衍，这个庞大的问责体系既不是纯粹等级式的，更不是井然有序而又条理清晰的，相反，而是由一系列重叠交叉而又颇具竞争关系的问责机制，尤其是多种独立运行的、不同性质的问责主体所构成[22]。而这场运动的核心成果即体现为1966至1978年间联邦政府层面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尽管美国宪法全文中并未直接使用问责一词，但分权制衡原则所蕴含的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政治逻辑其实构成美国问责机制得以产生乃至发展的基本宪法依据，问责的理念已经深深地蕴含于宪法所确立的、并且直接关乎美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原则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的迹象渐显，美国的改革者们又把目光移至如何克服政府部门的浪费、无效以及无回应性等问题上来。其实，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试图将问责视为实现民主控制的必要手段，即使为了实现治理的有效性而不得不赋予政府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通过问责所独具的能够使政府及其官员受制于人民的优势，以有效消除政府及其官员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性[5]。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以及随后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16]的冲击，专业理性（官僚制）以及司法审查对于确保政府行为能够切实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可行性与可信度问题，成为美国改革者们将问责的视野转向了开放政府与透明度建设上的直接动因。

参议院对众议院、法院受制于参议院与总统。由此，在确保透明度和制裁性合力的情况下，公开，并伴随着制裁的震慑作用，必然能够产生良好的顺从，这无疑是为代议制政体下确保执政者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的利益注入一剂强有力的维他命。

这种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被有效控制的基本原理通过问责机制的实施再次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可见，与选举式政治截然不同，官僚制问责更多地是令政治性行为经受专门为公共利益谋福的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官僚制在准确度、稳定性、依赖度以及控权的严厉性方面都是比其他问责机制更具优越性的[14]。

可以说，当前美国的问责环境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并充满活力，以致于有学者这样评析，当今的公务员正被前所未有的、各种极具竞争性的法令、实践以及压力所包围，其结果是公务员到底应当向谁负责的政治逻辑变得令人倍感困惑，以致于公务员必须奔走于众多的‘鼓手之间[21]。正如宪法制定者们所阐释的，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总之，新宪法批准运动中，联邦党人以及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已然充分展现出联邦宪法制定者们为了能够有效治理民选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既定间隙，尤其是希冀通过问责以实现政府对公民依赖度以及政府统治权之间的和谐关系所做的努力。显然，问责仅停留在信息收集以及回应说理层面是不充分的，问责对象必须为其行为及行为结果接受问责主体的审查和判断，并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责任甚至接受制裁，这是确保问责能够实现其控权治权基本功能的必要保障，更是问责具有以儆效尤功能的原因所在。而实践中，问责的这三个核心要素作为三个持续的变量，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之下，不仅表现形式不同，而且还会形成不同的组合和侧重点，以确保问责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情景需要可以做出与时俱进的现实回应。5、能力间隙(Competence gaps），意即不同的民选代表在治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17] Steve Thomasand Sarah Gorin,Focus on the issues:Maken Government Accountable and Accessible 32(For the Equality State Policy Center 2001) [18] Jerome B.Mckinney and Lawrence C.Howard,Public Administration:Balancing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42,43,44( Praeger 1998). [19] 虽然美国总审计署在此期间的职责转型，以及总监察长办公室的设立，很大程度上乃是源自于满足建立绩效问责机制之客观需求，但两者作为综合性的、专业化的问责机构，其问责功能绝不仅限于此，具体还涉及合法性问责、以及以能力建设为基础的问责之面向。说明则强调口头陈述，突出听觉效应，含有对具体事件和行为积极回应并说明理由的义务。

因此，一方面，实施问责蕴含了监控（monitoring）与监督(oversight)之意,其使命在于查证事实并查找证据，另一方面，问责又要求运行中的权力不仅要受到法治（rule of law）的约束，而且要满足理性之治（rule of reason）的基本要求，即符合最为基本的推理逻辑，这正是问责与专治权具有本质区别的原因所在[34]。相应地，民众对政府问责的需求也开始转向注重以结果为导向的、以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的绩效问责。

传统公共管理框架下典型的单一式等级式问责链条向多元化、多视角的网状问责模式转变的现实轨迹特征已经清晰的显现出来。对于问责概念的把握，应当特别注意问责在美国所具有的民主性、控权性，以及问责所承载的人民期待之特性。

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更是从法典化角度凸显出程序之治对于美国法治的重要价值。1、 人民主权原则：问责的理论之源 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6]这样的语言开始，充分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Popular Sovereignty）在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中稳定、坚固、不可动摇的基石作用，彰显出美国人民对决定政府形态以及政府运作模式所具有的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和身份。而作为民主最为核心的价值体现，问责贯彻于美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始终。但要注意的是，计算与说明内涵迥异，在形式上，计算侧重于视觉效应，含有根据既定客观标准进行仔细审查并认真判断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形式为财政审计（accounting）。

当然，在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下，问责对象可能受到的制裁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既可以包括因选举失利而带来的执政地位的丧失，也可以包括诸如辞职、道歉、降级、免职以及赔偿受害人损失等方式，对于触犯刑法规定的，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总之，美国问责机制的发展并非概念化问责的结果，而是为了应对实践中不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新的问责机制总是在以克服旧机制在回应民众所需方面不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旧的问责机制依然存在。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政府的主要控制。[9] 所谓政治权力分割，是指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不同的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即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新的问责机制总是在以克服旧机制在回应民众所需方面不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旧的问责机制依然存在。其实，当执政者的某些失职和不当行为已经暴露在阳光下，这种公开本身就已经构成对执政者的一种制裁，因为公开的结果必然令其名声受损进而引发公众对其信任程度的降低，尽管公开这种制裁方式非常柔和，但其震慑作用已经足以使其具有无声胜有声的功效[37]。